食品安全问题与社区支持农业 —京港两地实践的比较

此文为中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两岸四地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系列对谈”之三,部分发表于《紫荆论坛》2014年七八月刊，总第16期。

食品安全问题与社区支持农业

——京港两地社区支持农业实践的比较

引言: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1960年代最早出现在德国、瑞士和日本,八十年代开始在美国迅速发展。社区支持农业的出现是为了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合作性的反抗性实践。在这个合作关系中,一方面,消费者预付生产费用或作为长期会员长期订购有机小农和合作生产者的产品, 支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并与生产者共同承担农业种植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另一方面,生产者承诺提供有机生产的健康农产品给消费者。这种社区支持农业背后蕴含的理念是建立起本地的食物体系并创造一个让农民和消费者一起工作的环境, 致力于安全的食品生产、流通与消费, 并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性。社区支持农业通过建设有机农家与消费者的伙伴合作关系较为有效地解决了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问题,被看作是应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实践。近年来随着公众对绿色食品关注度的增长, 社区支持农业以及其衍生的农夫有机市集（farmers’ market）等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都发展迅速。不过, 随着实践的推进也出现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如「信任的培养」、「消费者的主体性参与问题「风险管理」、及「行业内规范及自治管理」等问题。为此, 我们邀请了香港和北京社区支持农业实践的两位领军人物进行了这期对谈。

嘉宾:袁易天,香港「马宝宝社区农场」和「马宝宝生活墟」的负责人。「马宝宝社区农场」和「马宝宝生活墟」座落在粉岭马屎埔村,从前是一条相当具规模的农村,根据维基百科的数据,全盛时期曾经有七百户村民从事务农工作,但现在农业息微,村内就只剩下百多户村民,且大多数都是老人家。近些年香港一些年青人开始了「复耕运动」,在这里建设了「马宝宝社区农场」和「马宝宝生活墟」,开展永续农业实践,还包括有机农墟、食物工作坊、农场导赏等。遗憾的是马屎埔村也被纳入了「新界东北计划」,目前80%的土地已经被地产商控制，马屎埔村民面临着失去农地的危险, 一些年轻人发起艺术护村运动，希望保留「中环价值」以外的多种生活模式的可能。

嘉宾:严晓辉,北京「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的负责人。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建于2008年4月, 占地230亩, 是由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 由国仁城乡 (北京) 科技发展中心负责运营。「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2009年开始正式以社区支持农业的方式运作,是中国社区支持农业的代表之一, 对推广中国社区支持农业实践和研究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其影响下,今天在中国的各大中城市几乎都出现了社区支持农业和有机农夫市集。

主持人:潘杰,中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秘书长,香港大学现代语言及文化学院的博士候选人,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曾担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的客座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问题、发展问题、合作经济和文化产业。博士论文是对日本的食品安全问题和合作经济的研究。

如何看待食品安全问题?

主持人:2008年三聚氢氨中毒事件爆发后,食品安全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在经历了近些年一连串的有毒食品事件之后, 一方面, 中国的各个人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并尝试以行动改变现状; 另一方面也有些消费者陷入一种恐慌状态, 出现「奶粉潮」等事件。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二位怎么看呢?

袁:食品安全有着多层涵义,包括生物意义上的安全,社会意义上的安全还有心理意义上的安全。生物学意义上来说, 食物应该是来自自然的, 可以给人类提供安全的营养和能量供给; 在社会意义上, 这个食物应该是被认可的适合人类食用的, 这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约定, 比如我们今天倡导的食品生产的可持续性和贸易公平说的都是在社会意义上安全。除了这些外,食品其实还有心理意义上的安全和文化意义上的认同,如一个地方传统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及养生传统对流行病的防疫和营养均衡有着很重要的关系,当这些被打破甚至接近消亡的时候,食品安全也就成了问题。当然现在大家指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说的还是生物意义上的安全, 是随着食品生产, 特别是农业的工业化和化学化带给食品和食品的食用人群健康的直接的或潜在的危险。

严:对,说到底食物的本质同其他的商品是不一样的,有着伦理性。工业化生产的逻辑是资本的逻辑, 先是资本投入, 买入原材料和劳动力, 然后进行商品的生产, 卖出后获得盈利, 接着盈余的一部分会变成资本再投入到生产。但是食品的生产是不同的,因为是生产食品的最基础的生产元素是土壤、空气、阳光、水,所有这些都不是人类的创造,不能被当作资本,去沿袭资本生产再投入的逻辑。工业化和化学化的农业生产把自然资源当作资本的作法本身就是不道德的, 化肥和激素催化下的食品生产是以土壤、空气、水等这些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的, 这样方式生产出来的食品当然也不安全。所以,食品除了商品性以外,还有它的自然伦理属性。

主持人:二位分析得已经很透彻了。食品应该是与人的生命安全最近的「商品」了,这样的性质注定了食品是无法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生产和消费的。当食物的生产体系被转变成食品产业, 按着资本的逻辑放到市场里进行工业化的生产与商业化的经营时, 资本的唯利性决定了食品生产与流通中的安全、可持续、公平和文化传统难以得到保障。经济学里讲市场的有限性,市场在社会化上、伦理上和生态上等都是有局限性的,食品安全的问题与公共产品的生产有着类似性,都遇到了「市场失灵」。同时由于一些拥有「质量免检」资格的知名企业也陷入食品安全问题丑闻,以及认证漏洞和假冒有机食品等事件,消费者们觉得原来那些验证食品「安全」的途径(政府或某些认证机构)已经不再可靠,从而,中国的食品生产与消费不仅经历了「市场失灵」,也经历了「政府失灵」。食品安全问题爆发以来, 在各地涌现出了各种替代性的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实践, 如有机农业、社区支持农场、农夫有机市集、慢食的推广等。其中的社区支持农场和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夫有机市集等发展迅速,被认为是最有希望解决当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并达到食品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我们好奇的是社区支持农业到底有着什么独到之处？又是如何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实现食品的安全、环保、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的呢?

社区支持农业的特点

严:中国内地的社区支持农业的实践大多像“小毛驴市民农园”差不多,我们不作有机认证,而通过农夫与消费者直接合作来促成食品安全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一方面, 农夫承诺种植安全无农药的蔬菜和有机养殖的肉蛋等食品, 农场向消费者完全开放, 我们还提供一部分土地作为「劳动份额」招募消费者亲自参与耕种; 另一方面, 消费者与农场签订一定期限的合作约定, 用较高的价格, 预购农夫的产品, 农场按照双方的约定每周提供一次一定份额的食品配送服务。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很好地消除了城市市民的疑虑,让他们可以获得放心安全的食物;另一方面,也使得农场能够获得高于传统农业的市场收入,可以进行可持续的有机耕种。我们实际上是结成了一个消费者与农民等小食品生产者直接的食物供需体系。消费者与生产者在这个体系中共担风险,这样的合作体系也使食品生产可以有着稳定的市场支撑,能够坚持“有机”耕作,当地当季,尽量手工制作,公平贸易等。

主持人:听您的介绍,感觉上社区支持农场最大的特点在于农夫和消费者直接的合作,通过双方约定来解决农夫“有机”耕作需要的稳定市场和消费者需要的有安全保障的食品,是这样吗?

严:是的。从消费者的角度看, 在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之后, 正规的食品认证已经渐渐失去了权威, 信得过的是直接面对面的交流和亲身参与了解生产的过程。社区支持农业提供了一个让消费者直接与生产者交流了解生产,甚至亲自参与耕作的机会。另一方面, 农夫也面对着“菜贱商农”的情况, 过去今年屡屡发生中间商操控菜价, 弄得农民虽然丰收, 却连成本都收不回。长此以往,有些农民就开始减低成本,依赖农药化肥来增加产量,甚至打激素来缩短蔬菜的生长周期,食品的安全也就再不可靠了。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规避了蔬菜流通的中间环节, 获得了消费者稳定的市场支持和相对较高的价格, 让农民可以不用担心市场, 踏实地进行“有机”耕种, 生产高质量健康的蔬菜, 是一个让农夫和消费者“双赢”的模式。

袁: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合作互赢的经营模式,其实也是处于生产链条两端最弱的小农夫和消费者的合作自救行动。社区支持农业是在破产边缘的小农夫和“失语”状态下的消费者的争取基本权利的抱团自救运动。就像你讲到的“菜贱商农”和消费者的“失语”,这一切都决定了社区支持农业在一开始就是一项反思性的alternative 的实践,针对发展主义的化学化、工业化农业和食品系统作为一个产业被商业化运作的反思性实践。所以它会主张“食品生产与消费的当地化”以减少能源的消耗; 会主张“食品生产当季”, 尽量沿袭生物自然的生长规律, 不用化肥农药; 会主张“公平贸易”, 特别是强调对家庭农场、传统食品加工作坊、传统的烹饪养生知识的保护......所以在这种实践中, 我们会看到各种行动会有我们说到的这些价值取向。

主持人：听上去同我博士研究的日本“关西四叶草合作联盟”(“関西よつ葉連絡会”)的实践很像。他们现有自己的一套从菜田到餐桌的食物体系, 包括“种养结合”的蔬菜农场和养殖场, 沿袭传统工艺的食品加工厂, 自己的配送中心和物流中心, 还有四万户左右的消费者会员和其他辅助机构。这个合作网络是以社区支持农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不过这里的农场本身生产的蔬菜只占到体系内流通蔬菜的15%，另85%由农场附近的合作的小农夫们提供。农场作为一个平台为周围的农户提供培训、流通、质量管理、信息和市场等服务，同时通过与养殖场“种养合作”,农夫们把稻梗和剩菜给养殖场作饲料,养殖场把动物粪便发酵后的有机肥返回给农夫作肥料。整个过程中, “在地化”、“可持续”、“有机”等理念是所有这些实践起引导方向的准则; 这样的做法其实上是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社区支持农业面对的挑战

袁:是的,这种实践实际上试图建设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它提供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同的人群和谐相处的社会想象。只是现在香港的农场同你刚才说的在太平日子的农场是有点不同, 香港是一个太小的地方, 空间是我们不得不争取的地方。香港政府、财团当前的视野里看到的只是土地的盖房子和楼市地产的「价值」,忘记了土地根本的意义在于食物产出的价值和农业对社会的多功能性，因此才有“新界东北计划”， 我们整个村, 整个区都给占了。香港的农业现在很危险，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农夫与财团处于针锋相对的状况，而在内地或台湾,我们去找土地,还是比较容易一些。所以我们在讲“复耕运动”时, 首先的出发点是从农民的权利的角度去讲土地的事情, 这涉及到的不再只是食品安全, 更有作为消费者, 作为一个弱势的小农夫的权利问题, 所以我们处理的问题不是是否有竞争力的的问题, 而是正义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想告诉所有香港人的是农业跟香港的发展关系;用农业去看城市的问题,比如说食品安全的问题,传统的流逝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群的根的问题等等......我们希望可以引导人们从农业重新去审视城市生活,而不只是从城市的需要去看农业,以及回过头来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去重新思考发展。

严:其实香港的土地问题,在北京也存在，小毛驴农场那块地周围也在开发,楼盘跟我们的距离和你们是一样的。只是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没有这么紧张, 他们会提前一两年通知我们, 甚至他会说这个地我们要用, 给你换个地方, 我们在柳林建第二个农场本来就是应对这种问题的。譬如哪天小毛驴那块地要拆迁了, 我们就搬过去。简单讲我们同政府的关系没有对立,很多是协商的,可以沟通和调节的。这样的协商关系不是说我们有政府背景或者有什么关系, 而是自己主动维护和争取下来的。政府官员也是人,甚至曾经作过农民,对农业和农村是有实在有感情的,你真诚的感情投入他是看得见的。当然也有原因是中国内地政府对待农业的态度与香港政府是不太一样的, 尽管受到房地产商业利益的鼓动, 政府对农村和农业的态度还是现实的, 国家必须保证粮食安全。我们作的实践是有政策依据的,是政府认可的工作,甚至因为我们的实践的成功,还获得过政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奖”......

主持人:从理念到现实农场实践中的操作有着各种挑战,特别是在香港和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作社区支持农场,难以避免地要面对城市化、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冲击,社区支持农业的模式也恰恰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而产生的。我们在分析这个模式时曾提到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有信任的合作来“风险共担、互利合作”。所以成功与否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如何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任。二位可以谈谈为了作到这些有什么挑战吗？在实践中又是怎么应对的呢？

严:我们常常感觉到当食品安全事件爆发时,我们的工作更好开展,市民更容易动员了。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尽管知道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 却总是倾向于认为那是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可能是报纸上的一个新闻, 或者隔壁城市里发生的一个事件, 只有当他们切实感受到了问题对自己的危险才会开始行动。2008年三聚氢氨中毒事件的爆发成为中国内地社区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个促进因素, 从小毛驴农场开始到现在全国已经有五百多家这样的小型农场。尽管北京两千多万人我们才一千户，仅四千人，但我们的实践还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意识。发展到现在, 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挑战来自于商业化的有机农业。像上海的某个公司完全按照我们的模式, 但是他现在有上亿美金的投资, 他们进行了配送模式化, 在全国有七个基地的食品配送网络。前两年某IT企业砸了20个亿发展两个产品,一个是弥猴桃,一个是蓝梅,他也是按照工业化的思路和标准化的模式,试图建立一套产品安全和产品规范,打的是高端健康牌,作大规模的商业化有机农业作食品的奢侈品,卖的很贵,可是有一整套的办法促销。这些大公司, 一投资几十亿, 去做农业, 一圈地几万亩, 加上最近的“土地流转” 政策实际上也鼓励了这些资本进入农村, 这些对小的CSA农场有一定的威胁。举个例子,我们的家庭配送,如果能在一个社区内大概有三到五个会员,我们就觉得很方便,一送就是三到五家。可是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会员就停配了, 告诉我们下周不要菜, 别送了， 我们问为什么, 他说我们社区现在有免费的菜吃, 暂时不用你们送, 停一停。人家是开着卡车, 整个社区免费吃三天菜, 是这样推广的，而我们哪怕在每一个社区每家发一个传单就发穷了,这个意义上,真的没有办法竞争。

关于“有机认证”

主持人:我们又谈到“有机认证”和商业化有机农业的话题了。我了解到香港渔护署在2000年12月开始举办「有机耕作转型计划」, 到现在发展至7个主要菜区, 总共有196个农场参加了渔护署的有机耕作支持服务。有机耕作产品在超级市场、健康食品店、农墟和街市等地方销售。2002年12月由浸会大学、绿田园基金(绿田园)和香港有机生活发展基金(香港有机农业协会)联合组成「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正式成立,制订「有机生产及加工标准」,从2004年底开始正式接受有机认证申请。不过我注意到“马宝宝社区农场”好像没有申请认证, 您在描述食品生产方法时也强调的是“沿袭生物自然的生长规律”生产, 没有用“有机”这个概念, 严先生也提到中国内地的社区支持农场也大多不作有机认证的。 二位怎么看待“有机认证”这个问题呢？

袁:香港其实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关键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星期六、星期天去新界看看农场,跟农民打交道,你为什么要看什么有机认证呢？你不需要认证, 信我就可以了。我不相信有机认证,因为实践的过程中常常名难副实，首先, 你要找到一个有机农药很难的, 第二就是认证出现之后, 有机品就是一个商品化,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要推广有机耕种的时候他带着某财团, 跟某些超市合作, 有些农民你就可以把认证的蔬菜送到那卖, 好象是很风光的一件事, 但是价钱很低。而且超市跟财团的农业研究部, 要作有机肥的研究, 需要搞数据, 就把有机肥放到我们的农场去试用, 我们就像是一个白老鼠。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香港的农业,而为的是严先生讲到的大资本感兴趣的中国的大市场。当政府要把有机认证跟市场挂上关系的时候, 你就要跟财团打交道, “有机”也就变相地成为了一个商标罢了。

另外,对于有机认证,很多小农也不是很认同。因为所谓的认证大部分就是要求记录, 概念操作这样的东西, 农民没有经验他不懂, 也不想做。大多小农认为:我种的东西用人格担保,你不放心,我可以开放参观,您过来看我就行了,见到面才是最放心的,干什么要去作认证啊!“有机认证”要填表啊什么的,小农们就很烦,所以很多认证的机构还是农民的组织,是集体的去帮一个社区的农民去检验。有工作人员拿着表边问边替农夫填表: 你今天锄草在哪里, 在哪里买到肥料, 在哪里拿到有机农药......这些都记下来, 他就可以拿到认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基本上认证费很贵的,如果真的要收费,大概一年要一万多,每年你要送一万多块钱给他,农民是不可能的,好在很多种有机蔬菜的农户还是社员,所以他们让合作社帮他们付了。以前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变化。当然有一些农民认证了就有一个品牌,价钱可以买的比较好,但是我个人的经验不是这样的,农民与消费者之间还是要见面,慢慢建立的信任更牢固......

主持人:有机这个概念因为受到大资本的裹挟长期以来饱受争议。最突出的例子便是1990年代, 美国有机运动的内外势力对“有机”话语权的争夺。1990年,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对有机农业进行认证, 并通过了《有机食物与产品法案》 (OFPA) 对有机食物和农法建立了一套全国统一的标准, 但是关于“有机”的定义就争论了十多年, 实际上至今也没能达到一个真正的共识。日本也是这样,在2000年的时候出了一个JA系统的认证,他的一个基本的模式是套用欧盟的模式,是适合于大农场的或单一作物农场的那种商业有机,可是日本大多数都是小农,特别是西日本几乎没有大农场,JA那套认证体系非常不适合。

所以日本的一些作有机农业的民间合作机构并不用JA的那套认证,而是发展了一些内部的“认证”体系,譬如“关西四叶草联盟”在2001年就出台了一个“关西四叶草联盟”内的“有机”认证,叫作“以信任为基础的有机认证”。它要求所有的生产者, 签署一个叫“四叶草有机宪章”, 这个宪章里会有我们生产方法的规定和销售方式的规定, 然后让大家承诺所有人保证按这个方法去生产和销售，辅助的有一套合作组织来协调。它是一个在类似共同体的联盟内部的一个认证,消费者接受度很好,也不需要农民花很多的费用,同时对外来讲它也是一个“品牌”,方便更多的人来认识。我们对“关西四叶草联盟”消费者会员曾经作过一个调查: 我们设计了两组问题, 第一组问题是问他们当时为什么加入这个组织, 第二组问题是问他们为什么留在这个组织。因为他们的会员一半都是五年或五年以上的, 这个特征很突出地表明他们的会员很稳定。我们来分析这两组问题, 他加入的时候更多的动机是关于食品, 是对食品本身客观的期待; 可是看他留在“关西四叶草联盟”的原因, 主观的认同的比例提高了30%多。这说明在加入到“关西四叶草联盟”以后,好多会员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关西四叶草联盟”的一些理念,这也表示出消费者会员对“关西四叶草联盟”信任度的很大提高,这才是最终留住消费者的关键。北京和香港有没有考虑过也尝试这样联盟内部的共识性“认证”呢?

袁:早在1998,1999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组织起来建立内部规范,类似你说的“内部认证”的问题。我是其中一个被组织的人, 那时总共不过十来家, 可是还是很难形成共识, 因为各有自己的市场管道, 并且各自遵循的有机标准也不尽相同, 难以统一。像我刚才说到的,我也不相信认证,我认为认证出现之后,有机商品化后,“有机”也失掉了原来的意义……

严:北京也是这样,自2010年9月以来,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已经举办了100多场,直接服务农户和生产者超过40家,而通过同行网络市集也服务到全国各地农友100余户。刚开始时市集每周一场, 现在已办到每周两集、并开有网店与实体点等。可是我们这40多家农户/生产者差别很大,尽管都参加农夫市集,想法却不太一样,生产方法有差异,规模也不一样,农夫市集上有有上百个员工的大些的农场,也有夫妻两口子的家庭小农户,你没法在一个层次上谈问题。如果说共识, 大家都是种了好东西来跟城里人分享可能算一个, 不过共识如果仅是共同的市场, 这是不对的。仔细想想好像也不能说没有共识,比如大家都是想推广农业,让更多的人知道农业的重要性,大家都是想生产健康的食物,跟城里人分享好的食物,背后的商业先放在一边,最起码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大家没有人想说我反对做生态农业,我反对有机食品,至少没有这样的情景,在这个圈子里面基本上有这样一个共识……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作为一场运动,支撑在背后是一个什么标准,是用市场的标准,还是一套理念为中心,类似的讨论在日本也经过了几十年。各种各样的争斗, 各种各样的分分合合, 这都是很正常的，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的是我们要作的是什么事情, 不至于做到最后会忘了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 这一切可能还需要时间。我们今天已经谈到很多重要的话题,希望这是一个开始,今后可以进行更多的经验交流和对话,也希望这样的对话会对正在进行中的替代食物网络实践能提供点启发,非常感谢两位。

（本文为中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两岸四地区域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系列对谈”之三,部分发表于《紫荆论坛》2014年七八月刊，总第16期。引用请标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