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的地权逻辑

在温铁军看来，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并未同步实行城市化乃国之大幸。


文/郑景昕 图/梁海松



虽然从事“三农问题”研究30年，但温铁军的观点并不主流。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办公室里，温铁军告诉《英才》记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农村做试验的“操作员”，而所谓的主流却沉迷于西方教科书的本本逻辑，置某些粗浅常识于不顾。

看问题、做研究，温铁军自谓守持“冷冷眼光”、“冷冷语调”，唯翔实第一手调查资料为立论基础，不调查则不发言。历经30年遍及国内外的乡土调查，让温铁军纵向对中国工业化“百年激进”之坎坷，横向对世界发达、发展中国家通往“现代化”路径之成败都有了被社会认可的发言权。

温铁军发现，源于西方的现代化制度变迁的逻辑并不适用于中国，其中的奥秘在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背后蕴藏着难以自受的制度成本。而西方诸发达国家之所以仍能顺利地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在于其通过残暴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输出了其国内贫困人口和不稳定因素，将这些制度成本转嫁给了殖民地。

中国的“三农问题”正是中国建国以来工业化客观所需之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没有采取殖民主义手段而是通过自我消化的方式，将大部分制度成本都甩到了“三农”头上。

在温铁军看来，中国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并未同步实行城市化乃不幸中之大幸。因为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势必造成资源、资本、劳动力三要素均流出农村，这是造成农村衰败、农民贫困，人口与资源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原因。若附之以“激进”的城市化，那么一方面会造成城市贫民窟化，另一方面造成农村游击战。这正是他从墨西哥、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山区调查中所看到的景象。

温铁军认为，中国数千年农村经济基础为“传统小农经济+村社制”，与其相适应的当代财产与分配制度为“土地均分制+定额租”，正是这种土地制度使得中国的农村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剂。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若把“西方模式”的上层建筑生搬硬套（土地私有化、农业市场化）在中国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将会摧毁中国依赖8亿农民的稳定基础。

近年来，基于征用农村土地产生的纠纷案例层出不穷，土地制度改革因此也成为了知识界和媒体界热议的话题。土地作为农民得以安身立命之最重要财产，该以何种制度保证农民的土地权不被侵犯？始于2007年的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又有了哪些启示？

   

现代化有成本

当农民也承受不了巨大制度代价的时候，农民也只能甩给资源环境，你就看到诸如环境恶化与食品安全这样的双重负外部性问题出现了。“三农”承担了最大的社会代价，然后还问他要食品安全，你给他什么了？

《英才》：你与主流学者在城市化、土地改革等问题上的看法差别很大，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

温铁军：早在80年代没有做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的时候，大家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后来有个“世行共识”，主要内容与社会上现在主流所说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是一样的，其逻辑关系是：只有私有化才能自由流动，有自由流动就有自由市场，有自由市场就有政治自由。从私有化到市场化到自由化，再到全球化，是一个解释起来很通畅的逻辑关系。

《英才》：为什么后来你对这种主流逻辑解释抱以很强烈的批判态度？

温铁军：80年代后期，我着手操作世界银行在中国的第一个政策性贷款项目。世行给了钱在中国农村做试验，这个试验当然要体现“世行共识”这套思路的正确，但我做试验的结果往往是证伪。

证伪的结果就是，如果彻底搞私有化会有很大的代价，完全市场化意味着你把资源要素从原来的乡土社会中抽取出来，那往往带来灾难性后果。因为在农村中占有一块土地资源你把它定义为要素，但农民不会将它视为要素，而是看成大家维持生存的一块资源。

《英才》：“世行共识”到中国乡村后产生了水土不服？

温铁军：我们想象中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那套东西，照搬到中国农村没法用，因为那套东西根本有悖于它的本源。“世行共识”的本源经验，本质是古罗马凯撒大帝的名言“我来了，我看到，我占有”！到资本主义时代，你是印第安人土著的文明国家，我去把你的地拿过来，把你剩下的人口圈入保留地生存。

你去美国看，剩下那点印第安人圈进保留地总数才四五十万，原来几千万人大多数已经被杀光了。这样才有大的农场，才可以做规模农业，才能集约化经营，才有以资本深化为内涵的农业产业化，才能占有世界市场。难道这是产权清晰和自由市场交易形成的吗？

中国十几亿人口，把人往哪里送？你想形成大农业、城市化，哪个国家的城市化不带有巨大的城市病，城市病治理的成本比你城市化中的得益不见得少。有一份资本，就有一份风险，资本越集中，风险也就越集中，当你把资本集中到城市的时候，意味着风险也集中到爆发程度。大家在谈城市化、工业化的时候，都在谈这些“化”有收益，但都绝口不谈这些“化”有成本。我就只好讲工业化也有成本，资本原始积累也有代价；城市化更有成本，风险集中爆发城市危机。

《英才》：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成本和代价是怎么消化的？

温铁军：既往经验表明，成本往往是转嫁给了弱势群体。而当劳动者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转嫁给了资源环境。所以你看最脏乱差的地方是农村。城市化是绝对的不平等的过程，只把农村中的“草尖”掐走，只使用农村劳动力中17-27岁这段时间，劳动力存量最高的年龄段被资本占有了，而17岁之前的养育成本和27岁之后的赡养成本都甩给了农村。

当农民也承受不了的时候，农民也甩给了资源环境，你就看到诸如食品安全这样的问题出现了。“三农”承担了最大的社会代价，然后还问他要食品安全，你给他什么了？



国资统筹经验

有些人讨论重庆模式，一旦有模式你就会把它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然后到处推广，我说现在还是一种地方创新经验。

《英才》：你怎么看成渝土地改革试点？

温铁军：我们人民大学课题组有一本书《重庆新事》，这本书在解释重庆这个试验区是怎么回事。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分析。1949年，中国经过三次土地革命建立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小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当时给占人口88%的农民平均分了地，家有二亩三分地，属于小土地所有者，按照西方的理论分析就叫小资。当时城市的产业工人连同其家属，总的工业人口不过5%。

60年后的今天则新生了一个中资社会，已经有3亿多的中产阶级了。2015年以后5亿多，现在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几，将来是三分之一以上。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中资向大资要权。可以称之为“精英们的斗争”。

《英才》：这跟成渝的试点有什么关系？

温铁军：重庆的发展恰恰是有自觉性的大资主动跟小资的结合，其中也包括国民重新动员所需要的唱红打黑。那么，谁得利呢？满大街的小资们普遍得利。一方面重庆政府把桥梁隧道等城市大规模建设交给大型国有地产开发商，意味着把资源开发权都给了大资——国资垄断。另一方面，产生资本收益回流分给小资。打个比方，地票交易怎么回事？不是通过市场交易发现价格，而是要求这些开发商每占一亩土地，就得多付15-18万的地票款给边远库区、山区，那里搞复垦的农民得85%，村集体得15%，农民拿到钱就愿意帮你复垦一亩地。地产开发在城里，产生的巨量资源资本化收益，如果在沿海地区，一般情况下就是政府与开发商分肥了，而在重庆，政府跟开发商占有土地资本化收益之外，也让了一块增值收益给远处山区的小资，但没有分给中资。

《英才》：总的来说最得益的还是大资？

温铁军：总的来说最得益的当然是大资，全世界范围内难道最得益的不都是大资吗？关键看中国的大资将来是否能够转成真的全民所有，把它的得益变成收入以后跟小资们分配好，比如重庆搞的公租房。

你看成都也好，重庆也好，这些试验区都有这么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如果不让小资老百姓得好处，一天到晚都会引发无数大规模的反抗，但你在重庆基本看不到大规模开发的同时带来的大规模反抗。

《英才》：可以定义为一种新模式吗？

温铁军：我从来不认同一般人爱说的“模式”，我们在最近的调研讨论中，把重庆经验归纳成是“中央承担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创新”。因为，各地政府都上交风险，本质上属于公司化政府的“无风险竞争”中也有不同的做法，所以，重庆是一种地方创新的经验。有些人倾向于讨论重庆模式，我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上形成的发展类型是什么模式。因为，一旦有模式，你就会把它认为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然后就要到处推广，要我说，现在重庆做的是一种地方政府开发和治理的创新经验。这样，分析归纳总结经验就是应该做的。以后，别人如何看待、如何借鉴，大家应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此，我们不主张把各地经验现在就归纳成一个“模式”然后到处去推广。



土地问题的本质

城里的房子有地权吗？没有。那为什么城里的房子可以交易呢？农民的房子也没有地权，为什么农民的房子不能交易？

《英才》：你怎么看中国的土地产权？

温铁军：我们做一个世界性的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实现平均地权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中国、中国台湾、韩国、北朝鲜、越南、老挝，还包括一个发达国家日本。其实，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制度，东亚各国实现平均地权都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暴力背景；且不说土地革命战争，没有美军占领就没有日本地主让出土地，同理，没有70万“国军”去台湾也没有“和平土改”。因此土地问题从来就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

第二，由于土地属于暴力背景下的政治分配，因此就有政府重复介入土地产权的条件。我分给你的，不是你拿钱买的，土地产权是政治形成而不是交易形成。因此政府重复进入的缺口是从产权形成之初就留下的。

20世纪后半叶，哪一次大的变革不是政府再度介入土地产权所发生的变革？无论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谁上台想要稳固政权都得宣布一遍给农民平均分地。毛泽东土改给农民分了一回地，邓小平大包干给农民分了一回地，江泽民二轮承包又给农民分了一回地，你说这是不是政治性介入，这里有那些主流知识分子所讲的教科书式的土地产权吗？

《英才》：这种产权形式是否妨碍了农民房地产的交易最后致使农民丧失土地增值收益？

温铁军：这是金融资本异化派生的，本来不是问题。不妨通俗些地说吧，城里的房子有地权吗？没有。为什么城里的房子可以交易呢？农民的房子也没有地权，为什么农民的房子不能交易？为什么要人为的限制它不能交易呢？

城里土地所有权是政府的，开发商拿到的是使用权。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村集体，农民拿到使用权，即使非得说产权，有问题吗？凭什么非得让农村改变地权结构？假如城里的土地所有权是政府的，开发商只是使用权，这跟村里的土地所有权是村集体的，农民拿到使用权有什么不同？本来就完全一样，对不对？

《英才》：毛病出在了哪里？

温铁军：所有权对所有权，应该对等交易，使用权对使用权，也对等交易，凭什么要征占？《土地管理法》在这一点上是有缺陷的，现在大量的各地政府和开发商就是凭着这些法律缺陷占有收益。其实，重庆就是没有给外边的开发商，一股脑儿交给了重庆政府下属的八大投，道理很清楚，这里完全靠市场化就做不了开发区，因为平均每亩的开发成本近三倍于沿海地区，你们一般人干，挣了收益、推高地价，地方政府受不了，于是干脆给国企干。

八个大的国有投资公司把这个拿过来，不交易，产生的收益直接变成土地财政，政府拿走了，去做分配了。这是一种方法，目前很难去评论它的对错，关键是看收益怎么分配。

所以农村土地其实也不是问题，只要允许村集体的所有权直接跟政府对接，他们俩交易就可以了，但现在是不允许交易，是人为地限制了不让交易。

广东珠三角农村为什么富？就是因为每个村集体都把自己的土地直接开发了，村集体就都变成地产总公司了，我们说广东珠三角80%以上土地属于违法开发，谁违法？村集体违法。你能纠正吗？它全都这样，法不责众，不论谁去也纠不了。因此，当年我们在那里搞“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把土地股权给农户。现在一个广东珠三角的县（区）级单位，一年地租收益分到乡村两级的有60亿。农民为什么富啊？根本不是靠干活，我村里的这个地自主开发，变成工商业用地了，你们企业家都得给我村公司交地租。